??
夏朝是源遠流長中華文明進程中的開局王朝，被視為理想化社會“三代”的第一代。“三代”是中國王國文明歷史的開端，也是一種空間秩序和價值秩序的開端。這就是連續(xù)而統(tǒng)一的天下秩序以及“天下一家”的價值秩序和政治原理。夏、商、周是三個不同的族群，它們交替成為天下之“中”，最終形成一種縱向的、連續(xù)的關系，成為“三代”。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饼埳轿幕投镱^文化是夏文化的體現，特別是二里頭文化，其價值絕不亞于殷墟、秦代兵馬俑，它向世人昭示了一個時代，一個由“大同”走向“小康”的偉大時代，是怎樣蹣跚地向我們走來的。而這些進步是通過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明演化得以發(fā)生、發(fā)展和完成的。它對于中華文明的道路選擇，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對于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形成，都有著巨大的價值和啟示。
隨著新時代的到來，隨著對“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到哪里去”研究的深入，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日益引起學界重視，夏文化的研究正在成為一個熱點研究領域。因為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走過百年歷程，面臨千秋偉業(yè)，面臨一個黨如何長期執(zhí)政、國家長治久安的大問題。在考古學者王巍看來，對文明起源的研究，應當以對權力形成發(fā)展過程的考察為重點。二里頭文化是關系國家起源的大問題，是中國古代史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根據“夏墟”的考古發(fā)現，象征權力和威嚴的大型宮殿，反映尊卑與貴賤的各類墓葬，表示禮制存在與戰(zhàn)爭狀況的青銅制品等，無一不說明國家已經出現，社會已步入文明時代。文明的肇始、誕生之前必然有一個社會復雜化以及文明化逐漸萌芽、產生、發(fā)展的演進歷程。一是距今5800年前后，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流域等區(qū)域出現了文明起源的跡象；二是距今5300年前后，中華大地各地區(qū)陸續(xù)進入了文明階段；三是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區(qū)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tài)，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和引領者。在確定5000多年文明史之后，追溯文明形成基礎、起源過程應是中華文明歷史研究的一大重要內容。文明形成是一個長期復雜的宏大過程，中華文明起源應向前再追溯3000年。這樣，萬年文化史，8000年起步，5000年進入文明的中華民族史就呈現出清晰的歷史面貌。
如何探討距今8000年左右的中華文明起步階段的農業(yè)的初步發(fā)展、精神文化和社會變化等面貌是十分重要的。在9000年或者8500—7000年前，一些區(qū)域的遺址已經出現了不同尋常的經濟技術、文化成就和文明因素。賈湖遺址代表了裴李崗文化的最高發(fā)展水平。在新石器時代早中期多遺址中發(fā)現了祭祀、占卜、禮樂等與中華文明特質密切相關的遺跡或遺物。如七孔骨笛實證了禮樂文明的肇始，堪稱音樂史上的奇跡。在這個意義上，裴李崗文化已成為早期中國文化圈雛形的中心，邁開了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在距今6500年前后的史前文化中已經出現一些社會分化現象。如中原地區(qū)距今7000年至6000年的仰韶文化早期。濮陽西水坡遺址，龍形象已經十分成熟，駕龍馭虎的人不是一般平民，其中的宗教和王權意識是十分明顯的。還有農時意識的出現也十分重要。與此同時，開始出現城址，在城鄉(xiāng)分野上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城墻和城壕，說明防御色彩增強，從而表明這一地區(qū)已經率先出現城址和一般聚落的差別，社會成員開始出現階層分化。
20世紀80年代，蘇秉琦等提出中國古代文化是多元的、“滿天星斗”式的。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自新石器時代以來有著很多不同的文明遺存。據此，他提出早期中國文明存在的“滿天星斗說”，即在中國的境內不同文化地理區(qū)有六大考古區(qū)系，這六大考古區(qū)系的成形，又都伴隨著早期國家邦國的形成。新石器時代的多元文化區(qū)系從封閉走向交流和融合的過程，正是中國文明形成以及“中國”誕生的歷史過程。不同于王國和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蘇秉琦把最早產生的國家稱為邦國。蘇秉琦先生有一個大膽的假設，他認為中原地區(qū)形成單一大規(guī)模國家或王國，應付洪災和治水是極其重要的推動力。即是說，中原單一大規(guī)模國家、一個廣域王權國家，或者一個文明意義上的中國的形成，與“大禹治水”是分不開的。然而，多元一體、一體多元則是文化起源的本質。一是各重要區(qū)域的文化發(fā)展和文明化道路，展示出“多元一體”的特質。文明起源階段各地相對獨立發(fā)展，并彼此間相互交流借鑒結成了一個巨大“叢體”，形成了相互作用圈，即早期中國文化圈。這是探討中華文明起源的必由之路。因為深刻剖析局部才能更好地認識整體，只有探明各個區(qū)域的文明化進程，才能深刻認識中華文明起源這一重大課題。二是要深化中華文明起源一體化進程路徑特點、模式機制研究，把“多元一體”的形成和“一體多元”的演進關系講清楚?！爸袊边@個稱謂最早出現在西周成王時期的“何尊”銘文中，其中的“宅茲中國”的“中國”，是指成周所在地區(qū)。蘇秉琦先生認為，與陶寺文化所對應的堯的時代，活動中心在晉南一帶，也就是說“萬邦”中已經有一個并不十分確定的中心。夏商周時代，則標志著“方國”之間出現了具有中心政治聯(lián)盟意義的“中國”，這使夏商周成為能夠領有天下的“共主”。商對四方稱“中商”，開啟了后世“中國”稱謂的先河。可以說，王者居中建立天下秩序的“求中”意識，正是中國不斷擴大背后的價值驅動。從總體上看，在中華文明一體化研究方面，各個地區(qū)早期文明交流互動的具體狀況以及各早期文明的發(fā)展去向，以及以哪些方式參與以二里頭為代表的更成熟的文明形態(tài)，在中華文明起源總進程中的地位作用、中華文明起源總進程道路選擇的背景原因和機制特點都是時代之問。
中原地區(qū)的文明核心從廟底溝時代“花開中國”的綻放異彩到夏二里頭的定調，是新石器時代到農耕社會以來多方地域性文明相互交流的成果，也是國家權力的強化和王朝文明的開啟，它整合了各區(qū)域性文化傳統(tǒng)，并予以整體性的傳承和弘揚，從而實現了從“多元”到“一體”的轉變。從蘇秉琦的“滿天星斗說”到費孝通的“多元一體論”，這一過程漫長而復雜。蘇秉琦認為，中華文化的起源地絕不局限在黃河中游的狹小地區(qū)，而是散布在數百萬平方公里的遼闊版圖上，有如滿天星斗，熠熠發(fā)光。然而，夏王朝廣域王權國家的建立，使文化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夏“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然后接力棒交到了殷人手中，形成了偉大的禮樂文明。這個時期，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中原文明具有強大的發(fā)展動力，伴隨著輻射和聚變之勢，其天下至中的蓬勃氣勢更加突出。由于大禹治水之后“禹貢”局面的出現，各種先進的文化要素匯聚中原，原始的中原本地區(qū)文明在廣泛吸納其他地域文化的基礎上迅速發(fā)展，在此基礎上其他地域文化又受到中原地區(qū)文明的輻射和沖擊，中原元素滲透到各個區(qū)域，實現了文化的加速度融合和突破性進展?？梢哉f，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文明突進或文化“質變”。由此可知，研究夏文化與中原地區(qū)文明化進程，對于研究中華民族文明化進程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而“諸夏”，體現出來的正是文化的認同。首先，研究夏文明和中原地區(qū)的文明化進程，有助于提高對中原文明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進一步增強文化自信。研究嵩山的動向和夏文明的崛起，有助于我們理解文化發(fā)展如何從“滿天星斗”而步入“月明星稀”，如何從“多元一體”演變?yōu)椤耙惑w多元”，對于認識中原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至關重要。其次，夏文化塑造了寶貴的民族精神之魂，為我們今天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夏時期的大禹廣域九州治水、后羿射日都是積極進取精神的象征，是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氣質，“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公共性品格，傳之久遠。廣域王權國家的建立，對于中華民族政治共同體的建設意義深遠。二里頭文化，顯示了一個強有力的權力中心的存在，這是具有明顯權力中心的文化，迥然不同于古國文明的文化。從二里頭到二里崗，中原文明進一步演進，邁上了更高的王國文明階段。在我們眼里的廣域王權國家，就是在中華文明總進程中處于核心和引領者的地位。然而問題在于，如今我們對二里頭文化的來源和形成等基礎問題尚未達成共識，更何況復雜得多的二里頭文明出現的背景和過程問題呢？而這恰恰是探討夏文化如何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核心和引領者所必須解答的問題，是建構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提出的時代之問。
（作者系河南省社會科學界聯(lián)合會黨組書記、主席、研究員。文章原載于《河南社會科學》）
來源：中原學微信公眾號
責任編輯：李思垣
